黄鹤翔

这种模式与英联邦模式的区别在于，并不需要法院的介入，也缺少与法院之间的对话。

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据此认为，国泰公司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40] 类型化适用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根据原告身份确定其所属案例组。

即便雇主因工会设立在经营管理、雇佣选择等权利上受限，此等利益亦非工会法的保障范围。但是，这些解释指令在具体适用时也经常会陷入个案适用中的严重不确定性[25]困境。[70]尽管如此，不断发展与积累的个案仍在不同领域中提炼出若干具体规则。[29]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34]但是，从德国实务新近发展趋势看，基本权外部效应的适用受到极大的限制。

1.解释方法 法规范目的需要藉由具体解释方法得出。[39] 三、规范目的解释困境的纾解 法规范目的解释复杂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其尚不足以构成保护规范理论的致命伤。有待法律加以调整的事项千差万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议题都可能成为立法者关注的对象，而看似细枝末节的法律条款，也可能关乎某一领域的基本大政方针，这使得概括地界定某部法律是否是基本法律，十分困难。

与政治控制型监督不同，规范控制型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法律规范且针对法律规范的控制活动。（3）基于法律规范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法律规范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察、弹劾。宪法文本对国家权力机关概念的完整表述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不过，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表述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显著区别。

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机关的独立性与功能的关联性，是在理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面相时，需要把握的两个重要方面。

例如，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了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三层权力机关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权的主要方式是召开会议。根据监督的依据及对象，广义的宪法监督可区分为四种形态：（1）基于政治意志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选民意志，监督、罢免国家工作人员。对于立法权的配置而言，民主原则至为重要，不仅职权的配置要满足最低限度的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职权本身也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行使。

因此，前述第二种方案更具合理性。常备性决定权的特点在于，职权的发动时机难以预测，其虽涉及主权事项，但并非所谓决定例外状态的主权，也并非不受法律拘束。这些都是宪法规范本身呈现出的两机关的差异。后者可能在规范论上并非原则，却具有价值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如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不论1955年全国人大授权其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还是1982年宪法正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家立法权，都旨在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实现国家立法权行使的常态化，而这一过程本身也体现了国家权力行使规范性水平的不断提升。究竟按照何种方向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完善其制度建设，取决于对不同身份所对应的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把握。

法律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光谱区间，对应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这一身份。这些都不符合民主立法的要求，难以贯彻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完整行使的权限，如特定类型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强替代关系。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1954年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其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配置的起始逻辑，后两重身份的获得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扩张及其引起的宪法变迁相关，它们看似是常设机关身份的自然延伸，但不宜以常设机关的身份统摄这二者。1955年，全国人大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法规的制定权，而单行法规的效力等同于法律，这就在事实上突破了唯一立法机关体制，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准立法机关的地位。从内部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变迁，与其诸种身份间的张力息息相关。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由此产生的问题是，1982年宪法对立法体制的调整是否符合民主原则的要求，能否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了国家立法权，其就能被视为代表人民最高利益和统一意志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者，1982年宪法所作调整是否降低了民主原则对立法权配置的正当性要求？结合宪法起草的背景来看，上述两种推论都无法成立。

后者要求选出的代表不是专门的政治人物，不代表特定阶层或是利益团体，要让处于生产、工作一线的人民进入到代议机关中，追求真实的代表性。其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各项职权的具体配置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受到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双重影响。

全国人大基于其政治地位，可以对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情况进行政治控制型监督，这是1982年宪法第62条第2项所规定的宪法监督权的要旨。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各式各样的决定与决议，有些决定或决议并不能在第67条第13-20项（现为第14-21项）中找到明确依据，却与立法权在调整范围上有所重合，从而可能发生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立法权的竞合。

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身就具有常设性，因而无需另行创设常设机关。为了更好行使宪法监督与解释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得到专门机构的协助，建构并完善相应的程序。

实际上，基本法律与法律的二分，仅仅能够表明两机关立法权之界限是客观存在的，而无法真正揭示出这一界限的具体内容。以增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职权来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这正是1982年宪法起草者的制度构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全国人大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民主正当性，是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但全国人大在组织结构上的特点，也引发了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而要化解此种张力，就需借助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职权移转。正如许崇德指出的，规定全国人大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是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和地位的明显体现，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体现着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统一意志，而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从相关宪法规范的历史沿革来看，1978年宪法将宪法解释权与法律解释权规定在同一条款中，而1982年宪法对宪法解释权与法律解释权分别加以规定。从规范依据上讲，我国宪法明确区分了国家权力（1982年宪法第2条第2款）与职权（1982年宪法第62条、第67条）这两个概念。

例如，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能行使立法权，为厘清二者各自享有的立法权限，既有理论诉诸基本法律与法律的二分，但这一方案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奏效。这实际上发展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也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并非全国人大立法权的等值替代物。

综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特别是其具体的制度形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不宜被简单视为政治审查，而应看到其作为规范控制型监督的一面。但是，主权者模型未能准确阐释法律的规范性，在主权者权威与法律的规范性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

合宪性判断的结论是主张规范有效或者无效，而非价值的次序排列。（2）基于政治意志对规范创制活动进行监督，如基于议会多数决的民主意志，撤销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2021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重大事项。这种观点可以一般性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提供依据，从而减轻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行使正当性的论证负担。

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断性权力是受到宪法规范的严格限定与全国人大的制度制约的。从宪制实践来看，全国人大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特别行政区、人民解放军选举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则产生于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由主席团主持的选举，两机关组成人员的产生机制并不相同。

特别是就质量要求而言，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法律必须由具备民主正当性的国家机关以符合民主原则的方式制定，法律的制定过程必须体现较高程度的民主审议与商谈水平。且不论按照1954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只共享了极其有限的职权，职权说本身便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概念有误解之嫌，不宜作为探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宪法地位的理论出发点。

那么，这一规定能否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性决定提供独立于第67条的规范基础？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边界，在实践中指向两种不同的调整立法性决定的方式：要么扩张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将之作为立法性决定的规范基础。在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时，仅建构常设机关这一单一面相，无法有效呈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配置的体系化过程，不利于对各项职权进行比较，也无助于揭示职权配置的制度逻辑。